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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写得飞快。汤姆逊在隔壁防空洞里跟英军联络官确认最新的撤退路线。
阿香举着相机蹲在洞口拍街道上的烟尘和瓦砾，一颗炸弹落在防空洞附近，阿香只看见前是一片白茫茫的寂静。
她醒过来的时候躺在野战医院的帐篷里，头上缠着纱布，左臂吊在胸前。
旁边那张病床上，苏念安靠坐在床头，右腿打着石膏，膝盖上摊着一本破烂的笔记本。
“你醒了，你睡了一周。”
“我们炸了，骨裂。医生说要养一段时间。”
她侧过头看着阿香，“汤姆逊没受伤，他还在外面跑。”
“报社从伦敦发了嘉奖电报，说我们的华沙报道被《泰晤士报》头版用了。”
阿香靠在枕头上，看着帐篷顶那盏摇摇晃晃的白炽灯：“那远东调令有消息吗？”
苏念安从笔记本里翻到出一封电报信，内容是：远东记者名额已定，只待你们伤愈归队。
署名：威尔逊。
阿香把目光从信上移开，侧过头看着苏念安，苏念安也看着她，相视而笑。
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初夏。阿香站在船舷边，看着码头上送行的人。
“这艘船要开很久。”
苏念安的声音从旁边传来，“过了海峡后，走地中海，过苏伊士运河，绕印度洋，最后到香港。没叁个月都要两个月。”
阿香抬头看着灰蒙蒙的天空：“走多久都没关系。只要它在往东开。”
汤姆逊从船舱里走出来，把一张地图摊在船舷上。地图上标注了她们的行程：
从伦敦到香港，从香港兵分叁路。汤姆逊去北平，苏念安去上海，阿香留在香港，然后沿广九铁路北上，进入沦陷区。六个月后，香港汇合。
“记住了，你们的任务是报道沦陷区的真实情况，不是去送死。尤其是你，ling。我知道你还有其他事要做，但别忘了你是记者。”
“我知道。”阿香把那双微微发抖的手揣进口袋里。
她是驻外记者，这是她花了叁年时间拿到这张记者证的意义。但她也是凌见香，她要找谭巧音。
但这两件事在她心里从来不是二选一，把报道写好了，就能留得更久，也能有更多的时间和资源去找谭巧音。
两个月后，船在香港靠岸。
码头上挤满了从广州逃出来的难民，挑着扁担，拎着包袱，脸上带着长途跋涉后的疲惫。
汤姆逊灭了手上的烟：“六个月后，在这里汇合。记住了，活着回来。”
阿香点了点头，她已经快叁天没有合眼了，就等着这一天。
她把记者证挂在胸前开始工作，她采访了从西关逃出来的难民，又采访了当地负责救治的社工以及那些在沦陷区内外传递消息的地下交通员。
每采访完一个人，她就把谭巧音的相片从口袋里掏出来。但往往被问的人都是在摇头，一个又一个，都在摇头。她收好相片，继续往下一个难民聚集点走。
从香港一路往北，阿香沿着沦陷区的边缘走了大半个月。她在采访，不断地写稿，不断地打听。
当她终于到了西关的那棵歪倒的榕树下时，已是深秋。当年故土的繁荣与昌盛已不复存在，眼前只有一片废墟上，她靠在残垣断壁上，眼泪落在脚前那片碎瓦上。
她深吸了一口气，把泪擦干，正了正衣领，继续前进，她不能停下来。
阿香在广州待了将近六个月，甚至已经过了一个春节，她用了所能想到的所有方式，找遍了这座城市的每个角落都没有收获。
直到这天，她采访了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妇：“哦，八姑。我认得她，我们一起避过炸弹。她受伤了，一直发烧，躺在那里动都不能动。然后萝卜头杀进来了，我们也没办法带上她，大家都自身难保各自逃难。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她，听讲是病死了。”
“你听谁讲的，谁说她病死了？”阿香抓紧老人的手。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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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香举着相机蹲在洞口拍街道上的烟尘和瓦砾，一颗炸弹落在防空洞附近，阿香只看见前是一片白茫茫的寂静。
她醒过来的时候躺在野战医院的帐篷里，头上缠着纱布，左臂吊在胸前。
旁边那张病床上，苏念安靠坐在床头，右腿打着石膏，膝盖上摊着一本破烂的笔记本。
“你醒了，你睡了一周。”
“我们炸了，骨裂。医生说要养一段时间。”
她侧过头看着阿香，“汤姆逊没受伤，他还在外面跑。”
“报社从伦敦发了嘉奖电报，说我们的华沙报道被《泰晤士报》头版用了。”
阿香靠在枕头上，看着帐篷顶那盏摇摇晃晃的白炽灯：“那远东调令有消息吗？”
苏念安从笔记本里翻到出一封电报信，内容是：远东记者名额已定，只待你们伤愈归队。
署名：威尔逊。
阿香把目光从信上移开，侧过头看着苏念安，苏念安也看着她，相视而笑。
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初夏。阿香站在船舷边，看着码头上送行的人。
“这艘船要开很久。”
苏念安的声音从旁边传来，“过了海峡后，走地中海，过苏伊士运河，绕印度洋，最后到香港。没叁个月都要两个月。”
阿香抬头看着灰蒙蒙的天空：“走多久都没关系。只要它在往东开。”
汤姆逊从船舱里走出来，把一张地图摊在船舷上。地图上标注了她们的行程：
从伦敦到香港，从香港兵分叁路。汤姆逊去北平，苏念安去上海，阿香留在香港，然后沿广九铁路北上，进入沦陷区。六个月后，香港汇合。
“记住了，你们的任务是报道沦陷区的真实情况，不是去送死。尤其是你，ling。我知道你还有其他事要做，但别忘了你是记者。”
“我知道。”阿香把那双微微发抖的手揣进口袋里。
她是驻外记者，这是她花了叁年时间拿到这张记者证的意义。但她也是凌见香，她要找谭巧音。
但这两件事在她心里从来不是二选一，把报道写好了，就能留得更久，也能有更多的时间和资源去找谭巧音。
两个月后，船在香港靠岸。
码头上挤满了从广州逃出来的难民，挑着扁担，拎着包袱，脸上带着长途跋涉后的疲惫。
汤姆逊灭了手上的烟：“六个月后，在这里汇合。记住了，活着回来。”
阿香点了点头，她已经快叁天没有合眼了，就等着这一天。
她把记者证挂在胸前开始工作，她采访了从西关逃出来的难民，又采访了当地负责救治的社工以及那些在沦陷区内外传递消息的地下交通员。
每采访完一个人，她就把谭巧音的相片从口袋里掏出来。但往往被问的人都是在摇头，一个又一个，都在摇头。她收好相片，继续往下一个难民聚集点走。
从香港一路往北，阿香沿着沦陷区的边缘走了大半个月。她在采访，不断地写稿，不断地打听。
当她终于到了西关的那棵歪倒的榕树下时，已是深秋。当年故土的繁荣与昌盛已不复存在，眼前只有一片废墟上，她靠在残垣断壁上，眼泪落在脚前那片碎瓦上。
她深吸了一口气，把泪擦干，正了正衣领，继续前进，她不能停下来。
阿香在广州待了将近六个月，甚至已经过了一个春节，她用了所能想到的所有方式，找遍了这座城市的每个角落都没有收获。
直到这天，她采访了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妇：“哦，八姑。我认得她，我们一起避过炸弹。她受伤了，一直发烧，躺在那里动都不能动。然后萝卜头杀进来了，我们也没办法带上她，大家都自身难保各自逃难。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她，听讲是病死了。”
“你听谁讲的，谁说她病死了？”阿香抓紧老人的手。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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