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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之役使日本图谋朝鲜的阴谋又一次泡汤了,而袁世凯在此役中的表现再一次赢得了喝彩。如果说壬午之变他还笼罩在吴长庆的光环下,那么这一次他临危不乱、扶危定顷则在国内得到普遍的赞誉。这也为他日后向上晋升积累了重要的资本。

    当然,袁世凯在壬午、甲申两次事变中的表现也使日本人对他衔恨至深。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公使大岛圭介就下令务必捉拿袁世凯,以报甲申之仇,后因袁世凯装病潜逃,才躲过一劫。

    甲午之战后,负责与中方交涉的日本代表伊藤博文有一次与李鸿章谈到袁世凯,称他是“中国有数人物”,还提醒李鸿章“爱他则重用之,不爱他则杀之”。这段谈话事后见诸报端,袁世凯名声大振。就连袁世凯本人也沾沾自喜,掩饰不住地得意说:“惟有仇人夸奖,身价顿增十倍。”

    应该说,朝鲜十二年对袁世凯有着重要意义。这是他崭露头角之地,也是他宦海浮沉的开始。然而,真正让他登上权力巅峰的却是小站练兵。

    小站练兵是晚清重要事件,它是中国军队由旧军向近代化转变的一个开始。中日甲午之战,清军以惨败而告终。勇营旧军不堪一击,所谓中兴名将的神话以及人们对旧式军队所抱的幻想统统破灭了。一时间,改练新军之说大盛,朝野上下一片“整军经武,以救危亡”的呼声。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不得不改革军制,遂有小站练兵。

    小站乃地名,位于天津和大沽之间,原为退海之地,同治之前尚属荒芜之地,后淮军屯兵于此,陆续修建道路和驿站。由于这里是大沽以西第五个驿站,习称小站。早在甲午之战进行时,广西按察使胡燏棻便受命在此训练定武军,袁世凯接受督练新军的任务后,便接管了这里,拉开了小站练兵的序幕。

    甲午战败后,李鸿章开始失势,袁世凯顿失靠山。从朝鲜回来后,他一度被留在督办军务处当差,风光早已不再。他在致其兄世敦的信中抱怨道:“弟自韩归国,除二三挚友外,余都白眼相加。”不过,袁世凯并不甘心就此结束自己的政治生涯。他很快背着李鸿章秘密进京,四处活动。为了讨好朝中新贵,也为了划清与李鸿章的界线,他开始落井下石,到处放李鸿章的坏水,诋毁他的对日政策如何软弱;从朝鲜撤军如何错误;而战事发生前,他又如何延误战机迟迟未能增兵,等等。在贬损李鸿章的同时,他也没忘了抬高自己,声称自己如何有先见之明,如何提出有识之见,如何忧心如焚,函电交驰,但李鸿章不仅不支持,反而处处压制,使他无法开展工作。为了更有力地说明问题,他还把几个月来与李鸿章等各方面的来往文电、摘要抄了数十份,装订成册,密呈京中要员。袁世凯在做这一切时都是背着李鸿章秘密进行的,以至于很长时间里李鸿章都蒙在鼓里。后来有人指责袁世凯忘恩负义,全然不顾李中堂的提携之恩,可袁世凯却不以为然。因为对他来说,此时的李鸿章已经成了死老虎,变得无足轻重,而他要做的是尽快撇清自己与李鸿章的关系。

    这一着果然有效。不久袁世凯便找到了新的靠山。这个靠山便是军机大臣李鸿藻和荣禄。1895年4月,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朝野上下要求改革的呼声变得越来越强烈,而军事改革则首当其冲。不久,清政府决定组练新式陆军,消息灵通的袁世凯便多方活动,并很快达到了目的。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十月,军机处上奏保荐袁世凯出任督练新军的重任。在奏折中,督办军务王大臣对袁世凯评价颇高,中有“浙江温处道袁世凯,朴实勇敢,晓畅军机,前驻朝鲜甚有声望”等语。奏折上去后,批复当天就下来了。谕云:“据督办军务王大臣奏,天津新建陆军请派员督练一折,中国试练洋队,大抵参用西法,此次所练系专仿德国章程,需款浩繁,若无实际,将成虚掷。温处道袁世凯,即经王大臣等奏派,即着派令督率创办,一切饷章,着照拟支发。该道当思筹饷、变法匪易,其严加训练,事事核实,倘仍蹈勇营习气,惟该道是问。懔之!慎之!”

    这道谕旨,对于小站练兵是具有历史性的;对于袁世凯来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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